何兆武：我为何不写《上班记》？｜纪念
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文化史学家、翻译家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于2021年5月28日逝世，享年100岁。我们特刊发2013年对何兆武先生的专访，纪念和追思先生的写作、治学与生活。
新闻作者｜徐悦东
采写｜姜妍
据清华大学副校长、何兆武弟子彭刚消息，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文化史学家、翻译家何兆武于2021年5月27日逝世。
何兆武
1921年9月何兆武生于北京，原籍湖南岳阳。1939年，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，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，并在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。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研究员。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，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。长期从事历史理论、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。
何兆武的译著有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帕斯卡尔《思想录》、康德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、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等，其著作有《历史理性批判散论》《历史与历史学》《文化漫谈》《西南联大的那些事》《上学记》等。2015年4月20日，何兆武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何兆武：
他把名字写在水上
六年多之前（指2013年，下同），当被问及为何不出《上班记》时，何兆武说“等我死了再处理”。而今92岁的他回答是“我不会写《上班记》，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”生活规律的他，看书看报关心新闻，只是已经不太出门。何兆武感慨现在的北京常常有雾，“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经常能看到蓝天。现在的北京，人也太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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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位朋友去访问何兆武，老先生现在九十多岁，住在非常小的房间里，我朋友就感慨，他这么老还住在这么狭窄的地方，觉得很遗憾。”黄灿然在一次采访里提到过何兆武的家。确实，何家的房子小小的、旧旧的、但收拾得干净整齐。他的孙女30多岁了，每周过来陪爷爷住一两天。
何兆武的卧室进门处有台小电视，有两面墙书架上摆满了书，中英文的都有。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，上面铺着浅色的床单，枕边还码了一摞书。房间的地上是个不断摇头晃脑的橙色小电暖气。春天来临，何兆武身上的衣物却还是冬日里的居家装扮。
问起正在读的书，何兆武就从枕头旁拿起一本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，“现在没有人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，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，脑子会记不清楚，每天就是读一读闲书。”他觉得傅高义的这本书还不错，“我挺赞同邓小平的做法，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连肚子都吃不饱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桌上还摊着他刚才在看的报纸，报纸旁边摆着老伴的照片。
何兆武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6点起，晚上9点睡，中午还要睡一小时的午觉，“我睡眠还不错”。除了看书看报，他也会看看电视里的新闻。“我最近关心的新闻是会不会打仗，关注朝鲜的核武器……”
书架上除了书还有许多古典音乐和京剧唱片，扫过去可以看到舒伯特的《冬之旅》、帕格尼尼吉他与小提琴二重奏、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、新编京剧《情仇剑》……“我现在不听了，前几年还会听，现在没太大精力了。我只喜欢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音乐，钢琴、小提琴都行。莫扎特、舒伯特、门德尔松我都喜欢，当然贝多芬也喜欢。”说起这些音乐家名字的时候，何兆武用的是英文。“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京戏。我也爱看电影，每个月都会去看一两次，现在出门不方便了……”
毕竟是92岁的老人了，何兆武只在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下楼去走走，也就走个10分钟。体力消耗少，饭也吃不多。有些熟人偶尔来家里作客，和系里的老师、年轻的学生往来很少，“我不太出去，人家也不太来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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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兆武喜欢笑，但是话并不多，不大喜欢主动讲话，有时候说话会重复，也有的时候自顾自地说下去。说着说着他就会把脸扬起来，看看窗外，眼神悠远。他好像在记忆库里搜索着什么，沉默一段后眼睛一亮，讲起刚刚搜索到的内容，“我们那时候……”
问他会不会再写《上班记》，何兆武说：“我现在跟不上时代，不太写东西了。我不会写《上班记》，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对上班的很多事情，我都搞不清楚。比如我当时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，门口牌子上写的是‘中国科学院’，但它实际上属于宣传部门。科学是后有结论，通过研究得出结论。但是宣传是先给结论，再去研究它，比如‘赫鲁晓夫罪大恶极’，你去证实它。”
“中国的传统就是对科学不太重视，五四时期我们提倡民主、科学是很对的。现在比过去好多了，但也要继续提倡。我们闹了很多笑话，‘大跃进’的时候说亩产量多少万吨，在当时怎么可能，当时饥荒饿死很多人。我当时在北京，一个月的粮食是29斤，按理说一天一斤足够了，但是当时没有别的吃的，所以还是吃不饱。我有个邻居，原本很瘦的，有一天突然就胖了一圈，是浮肿。当时我看书，经常看着看着就眼前一黑，过十几分钟才缓过来。”
回忆起历史，何兆武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。“最近北京经常有雾，以前经常能看到蓝天。现在的北京，人也太多了。以前我们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，现在快14亿了！就像我这个小房间，要是来400个人，那肯定盛不下。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按科学规律办事。”
嘴上说跟不上时代，何兆武对现在的时代充满好奇。他会问我们：“电脑我想不会太难学吧？”“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报纸发行就减少了吧？”不过他想了想又说：“信息发达了以后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哪！无论你的信息来源多么丰富，你知道的总是片面的，你不可能全都了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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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里躺着一个人，他把名字写在水上。”这是何兆武非常喜欢的一句话，也是济慈的墓志铭。“济慈26岁就死了，英文里有一句谚语是说，把名字写在沙子上，潮水一来就冲走了。把名字写在水上就更彻底了，一边写一边就没有了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过去了什么都留不下，不管你多有名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就像古诗里说的‘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’”。
何兆武不觉得自己这一生幸福，也不觉得自己不幸福。“文革”时被打成反革命是他觉得不幸福的一段历史，但他又说，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太多，所以自己的这段历史也就没有那么不幸福了。“我觉得幸福是因人而异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幸福。一次我看到一本书，是乌纳穆诺的《人生悲剧的意义》，里面说人一生追求的是光荣。我觉得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心安理得，内心的平静，这就是幸福。”
聊完天给何兆武拍照，他坐在椅子上微微笑，拿照片给他看问他好不好，他只是笑着说自己不懂。然后又陷入了自己的思索中，有好几分钟不讲话。
离开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门口，脸上还是挂着淡淡的笑，冲我们挥挥手。每天照顾他的阿姨开始准备午餐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新闻稿作者：徐悦东；采写：姜妍；实习生 吴月 ；摄影：新京报记者 秦斌；编辑：张进；张婷。校对：赵琳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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